文/李姊威

　　4月25日下午，华北电力大学国学研究中心、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华北电力大学临雎国学斋联合举办了“国学大讲堂”系列活动（第1讲）。本次活动邀请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程乐松教授做了题为“国学与汉学——文化镜像与经典诠释”的讲座。讲座由华北电力大学国学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威威老师主持。

　　讲座中，程乐松教授首先界定了国学与汉学的概念。从历史的视角看，国学是汉学、宋学等构成的，从内容的角度看，国学则是由经学、子学的集成构成的。与此相对，欧美以中国研究为中心的汉学则是中国学，是对东亚进行区域研究中的一部分。当代国学面临的困境是分而不和，因学科体系设置及科学研究方法要求，传统意义上的国学划分为哲学、历史与中文等，这也导致国学被撕裂。

　　就国学的层次而言，传统中国学者可能会把学问分为大学与小学。大学体现为家学、官学与古典学影响的经学传统，注重体己、知行与工夫的炼养，一事不知、深以为耻的知识态度；相对于大学而言，对国学研究十分重要且具有工具性优势的小学传统却被忽视，音韵学、文字学、目录学等传统学问门类逐步被支离。学术历史和学术视野的讨论中，人们经常把国学、哲学史、经学史及思想史混淆。哲学来自于西方，哲学史源自于哲学学科的建构，中国哲学史是将西方的哲学意涵与经学、子学相结合的产物，如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更偏向是西方哲学与子学结合的产物；中国思想史或文化史主要是经学与经学史的研究，是将思想史、社会史、生活史等与多层次历史的展开相结合而发展的。

　　就汉学来讲，汉学研究传统与学术方法的展开起始于中国与西方的接触。从鸠摩罗什的佛教传入到利玛窦的来华，这一阶段的特点是西方渐慕华夏，中国对外国的概念也只是巧伎西来；当来华的耶稣会士与商会人员、外交官对中国的记录被传播时，西方对中国的认识逐渐发生变化。最初的汉学具有两个面相，一个是大学讲席的设置，但是从属于东亚区域专题研究中的一部分而非单独存在。学术方法上也侧重于田野调查法。就汉学的特质来看，我们需要思考两个问题——是谁的汉学？对中国来讲呈现的是何种镜像？从伏尔泰对中国的态度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思想的异质性与关于中国的想象之间的差异问题，汉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要倚赖经典的翻译及其二次阅读，汉学的镜像价值往往就在文化差异和翻译过程中的“误解”。不妨说，文化差异之外，最为重要的是准确翻译，即翻译与不可翻译的问题。

　　在现代化浪潮之下，无论是汉学还是国学都需要在以下几方面进行重新思考，首先是术语与叙述方式的转变问题，其次是现代化与国学价值的危机问题，最后是在现代化浪潮下如何回到国学、是否需要回到国学的思考。前提是我们需要对“传统”与“现代化”进行重新界定，程老师认为传统应该作为一种自我梳理而存在。汉学自身的研究方法也存在从经典对读到数字人文的变迁。汉学作为国学的镜像，在关注视角与学术共同体、两者的主体性上怎样实现它照见中国的功能是日后关注的重点。

　　经典诠释与汉学、国学、经学都密切相关，但我们需要解决经典的中国范式与基于经典的学术范式之间的鸿沟，而经典的内卷化、概念化与疏离则是一大难点。经典阅读与诠释，是一种重新发现还是自我确证？程老师以柯马丁与古典学范式为例，提出我们需要仔细辨别汉学眼中的经典。经典诠释与中国的诠释学，是遵从宋学还是朴学？也需要认真思考。程老师通过以《春秋三传》为例，探讨了经典的读法与解法。即微言大义的两解之说，自家体贴与读通经典之别，经典之谓学术史及其对阅读者的要求。程老师针对哲学的规范与经典诠释的可能性提出，诠释学的视角与文本的独立性之间的差异；哲学作为一种规范思考与传统基础上的叙述之间的差异；如何界定经典诠释的误解与正解的评判标准？是否存在两种叙事模式之外的经典的活力源泉？

　　最后，程乐松老师强调在读书中，要区别诵读与解义，重视寻找学术视角以及对国学的门径与入门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为同学们推荐了一些关于国学的书单。讲座结束后，程乐松老师详细回答了同学们的提问。

　　本次讲座是华北电力大学“国学大讲堂”的第一讲，程乐松老师不仅对国学的内涵进行了界定，也希望通过汉学的文化镜像功能，不仅从中国自身视角更能够从汉学的外部视角来重新审视中国文化与中国思想。讲座内容丰富详实，语言生动通俗，更是为同学们举出国内国外、从古至今的具体事例来进行解释说明，不仅拓展了我校师生的视野，更是让同学们对国学有了深刻的理解与认识。